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领导br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与经验


  【摘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主要靠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思想上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模范作用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感召;中国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形成了一支精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开辟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道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新纪元;中国创造了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前提,积累了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初步经验。

  哲学社会科学是文化的基础和重要内容。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是中国的传统和优势。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洗礼中诞生的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注重发挥哲学社会科学的作用,领导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科学文化生力军,把对社会的认识提高到科学的阶段,使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呈现出新的面貌。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与历史经验,对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对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具有重要借鉴价值。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哲学社会科学的领导主要靠马克思主义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思想上的领导,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党员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模范作用和党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感召。

  这一阶段,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围绕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行了研究,党的早期领导人陈独秀、李大钊、李达、瞿秋白、、蔡和森、邓中夏、恽代英等人亲自传播、研究、运用马克思主义,并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展开论战,有力地批驳了各种错误思潮,广泛地传播了马克思主义。

  1921年11月,中国中央局发出通告,对党的组织、宣传工作进行了部署,其中要求中央宣传部门在1922年7月以前,必须出版关于纯粹的者的书籍20种以上。

  1922年1月15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报《先驱》发刊词中指出,必须把“努力研究中国的客观的实际情形,而求得一最合时宜的实际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案”当作“第一要务”[①]。

  1923年5月,中共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瞿秋白在《新青年》改为中共中央理论刊物时写的《〈新青年〉之新宣言》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中国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瞿秋白指出:“研究社会科学,当严格的以科学方法研究一切,自哲学以至于文学,作根本上考察,综观社会现象之公律,而求结论。”“《新青年》当研究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状况。”“《新青年》当表现社会思想之渊源,兴起革命情绪的观感。”“《新青年》当开广中国社会之世界观,综合分析世界的社会现象。”“《新青年》当注意与社会科学之世界范围中的材料,研究各国无产阶级运动之过去与现在,使中国得有所借鉴。从最反动的日本至赤色的苏维埃俄国,都应当研究。”“《新青年》当为改造社会的真理而与各种社会思想的流派辩论。”[②]

  瞿秋白的上述意见虽然是对《新青年》的要求,但因为《新青年》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所以反映了中国对哲学社会科学的要求。

  这一阶段中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注重批判各种错误社会思潮。五四运动后,与资产阶级思潮进行了四次大论战:关于问题与主义的论战,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关于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关于科学与人生观的论战。

  1919年针对胡适挑起的“问题与主义”之争,李大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批驳了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

  1920年针对张东荪、梁启超发动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上海小组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和《》月刊等刊物发表了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革命底商榷》,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及他编辑的《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等文章,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等。

  从1920年起,具有初步思想的知识分子对无政府主义进行了批判。《新青年》发表了陈独秀的《谈政治》、《社会主义批评》、《讨论无政府主义》,李达的《无政府主义之解剖》等文章。

  1923年底,中国人参加了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新青年》(季刊)第2期(1923年12月20日)发表了陈独秀的《科学与人生观序》和瞿秋白的《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新青年》第3期(1924年8月1日)发表了陈独秀的《答张君劢及梁任公》和瞿秋白的《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另外陈独秀还发表了《答适之》一文。陈独秀、瞿秋白的文章不仅批驳了玄学鬼张君劢的唯意志论、梁启超的二元论,而且还着重批判了胡适的实用主义、唯心史观和丁文江的“存疑唯心论”,驳斥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污蔑与攻击,宣传了唯物史观。

  这一时期出版的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著作《社会哲学概论》(瞿秋白著)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第一本教科书《现代社会学》(瞿秋白著)、第一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著作《史学要论》(李大钊著),代表了中国成立初期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重要成就。

  在十年革命内战时期,“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

  也有两种革命深入:农村革命深入和文化革命深入。”[③]在中国的领导和影响下,通过广大人和进步文化工作者的不屈不挠的斗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和实际应用。

  1929年秋,中央宣传部为了加强和统一领导革命文化工作,成立了专门机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文委”成立后,立即着手筹建统一领导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发展,团结党内外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共同战斗的统一战线的组织——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简称“社联”)。1930年5月20日,“社联”在上海成立。在中国的领导下,党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开展了以下工作。

  大量翻译和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据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8月到1937年6月,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达113种之多。《资本论》(第一卷)、《反杜林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等著作的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都是在20世纪30年代前期问世的。

  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认真探讨中国的社会历史、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各种问题。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在研究、宣传和斗争中,逐步提高了自身的理论水平。这种提高主要表现在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社会科学的实际逐渐结合上。尽管这种结合还是初步的,但是已经使社会科学研究出现了新的面貌。20世纪30年代初,郭沫若写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是第一步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系统研究中国历史的著作。此外,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诸学科也出现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论著,成长起像李达、艾思奇、王亚南、郭大力等一批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

  不妥协地同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潮进行论战。党中央通过“文委”领导了中国社会性质、中国社会史和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等论战,表明了自己的观点。左翼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调查和收集大量资料,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分析,有力地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肯定中国实行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的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论战中的这些理论工作,从理论上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使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逐渐扩大影响,逐渐占据领导地位。

  这一时期,在中国的领导下的左翼文化运动,虽然受到“左”倾错误的影响,但

  总的来说,它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发展进程中所作出的历史功绩,特别是推动统治区人民中传播进步思想、促进抗日救亡运动所起的作用,是不可磨灭的。左翼文化运动不仅取得辉煌的成就,而且锻炼出一支坚强的队伍,许多人后来成为党在思想理论界和文艺界的领导骨干;还为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养料和素材。

  适应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党根据抗日根据地和国统区、敌占区的不同环境,采取了不同的政策,组织了文化统一战线,领导和团结广大进步知识分子,围绕抗日战争展开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在抗日民主根据地,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科学得到发展。有领导、有计划地组织翻译、出版了一批马列著作。为了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中共中央1938年5月在延安成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院(简称马列学院),并在院内成立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编译马列著作的专门机构——编译部。这个机构编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共32种,达几百万字。1941年编译部撤销后,又于1942年成立中共中央编译局。这些著作的翻译和出版,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愈益广泛深入的传播。

  进行广泛的研究。马列学院作为一所专门从事马列学习、研究和宣传的干部学校,设有马列主义、中国问题、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等研究室。1941年7月,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为了加强对中国的现状和历史的研究,9月改名为中央研究院,主要任务是以中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我、友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1941年12月17日,中央发布《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规定“中央研究院为培养党的理论干部的高级研究机关。直属中央宣传部。”[④]经过全院的共同努力,在不长的时间就涌现一批可喜的研究成果。如历史研究室范文澜主持编写的《中国通史简编》(上册)、文化思想研究室和中央政治研究室合作编辑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教育研究室对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晏阳初的平民教育促进会、黄炎培的职业教育社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等的研究和论述,文艺研究室的《中国新文学史纲》,等等。

  成立社会科学的学术团体。延安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主要有抗日战争研究会、中国现代史研究会、民族问题研究会、历史研究会、延安新哲学会、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等。各研究会积极开展研究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并有不少重要的成果问世。抗日战争研究会的《抗日战争丛书》,中国现代史研究会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社会科学研究会的《社会科学概论》,民族问题研究会的《回回民族问题》,历史研究会的《近代世界革命史》、《陕甘宁边区实录》、《抗日民主根据地晋察冀边区》,延安时事问题研究会编辑的时事问题丛书《战争中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沦陷区》,等等。

  中共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加强抗日民主宣传,领导党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支持进步文化运动的发展,团结进步人士,利用合法途径,开展社会科学研究。在当局严格的禁锢和封锁下,号召文化界人士坐下来研究社会科学,并用研究的成果宣传、教育群众,占领文化阵地。支持文化界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举办各种讲座、讲演会和报告会等,推动抗日和进步文化的发展。不仅保存和发展了党在统治区的社会科学组织和力量,在党的周围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力量,而且为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国统区出版的邓初民出版的《中国社会史教程》、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论著,用唯物史观阐明中国社会和中国历史的发展规律,对于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有很大的启迪作用。这一时期,以延安为中心的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成为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时期。在这个阶段,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系统阐述,标志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党的七大上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

  这一时期,适应革命即将胜利的新形势,党一方面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从思想文化战线上配合革命武装斗争,成为第二条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促进哲学社会科学队伍的大团结,保护大量进步知识分子,为新中国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准备了宝贵的力量。

  1945年10月19日,周恩来在重庆文化界纪念鲁迅逝世九周年集会上的讲话中提出,“我热烈地期待着文化界共同起来为新文化的建设而努力。”[⑤]

  1946年6月20日,郭沫若、茅盾、马寅初、马叙论、陶行知、叶圣陶、郑振铎、翦伯赞、胡绳、杜国庠等在上海组织“全国学术工作者协会上海分会”。

  1949年7月6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所作的《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指出:“庆贺从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来逐渐被迫分离在两个地区的文艺工作者在今天的大会师。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的新文艺大军在跟敌人作战上,曾经取得很多的胜利。我们打败过封建文艺,二十年来我们又打败过反动派的法西斯文艺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汉奸文艺。在新民主义的文艺方向下,我们建立了广泛的文艺战线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在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发起人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把社会科学在中国发展起来。”“必须扩大组织,动员更多的力量来参加,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与合作。所以,在我们社会科学工作者面前,摆着一个统一战线的任务、团结的任务。”[⑦]

  1949年7月17日,董必武代表党中央在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上所作的闭幕词《团结起来,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出:“在这次会议中,表现着团结的精神。毋庸讳言,这个会议的参加者,在以前并不是都能在学术思想上同声相应的。但现在我们都能团结在一起了,而且我们将通过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的召开而形成更广泛的团结。这是极好的事情。”[⑧]

  这一时期,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许涤新的《新民主主义经济论》等,是这一阶段重要的成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初步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形成了一支精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开辟了中华文化发展的新道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也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旗帜和灵魂。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及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传播和发展,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人经过艰辛探索,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思想这个重要成果,这是党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领导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最重大成就。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是党领导的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属和服务于中国领导的整个革命斗争。

  对哲学社会科学对于革命的贡献,周恩来1940年8月9日在《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中指出,“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北平的文化运动及由此而起的一二九运动、救国会运动等,也起了与武装斗争配合的作用。所以,文化运动对中国革命是有特别意义的。”[⑨]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证了马克思主义适合中国国情和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论证了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为解决中国革命对象、任务、动力等基本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成为认识和改造旧中国的“伟大认识工具”。

  中国代表着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一直重视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先进文化的建设。同志早在1938年就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⑩]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党领导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团结进步知识分子,从服务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需要出发,不仅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各方面取得丰硕的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影响下产生的中国新文化、新的哲学社会科学,战胜了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主流,为构建中华新文化开辟了新道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1920年7月31日在《发起文化书社》中就指出:“不但湖南,全中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11]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人所领导的的文化思想,即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由于中国政治生力军即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登上了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个文化生力军,就以新的装束和新的武器,联合一切可能的同盟军,摆开了自己的阵势,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了英勇的进攻。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二十年来,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12]

  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从此奠定了我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开辟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的历史起点。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党领导左翼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就社会性质等一系列问题进行长时期激烈论战,从理论上为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提供了科学依据,培养和造就了一支党领导下的哲学社会科学队伍,对于现代哲学社会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抗战开始后,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大力开展文化教育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哲学社会科学获得长足发展,推出了一批奠基之作,培养了一批人才,在党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而深刻改变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命运,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学术的新纪元。

  总之,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奠立准备了思想材料,并成为其进一步发展的思想前提。党创造了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政治前提,积累了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初步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揭开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篇章,积累了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初步经验。这些经验主要包括:

  中国自成立起就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革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曾经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月,在起草的《中国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提出加强“游击区域社会经济的调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社会经济科学的研究”和“革命的目前阶段和它的前途问题”研究[14]。

  1940年2月5日,《在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人们为着要在社会上得到自由,就要用社会科学来了解社会,改造社会,进行社会革命。”“自然科学是要在社会科学的指挥下去改造自然界,但是自然科学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却被阻碍了它的发展,所以要改造这种不合理的社会制度。”[15]

  1940年9月10日,张闻天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发展文化运动》中指出:“在统治区域可能广泛发展与极应该广泛发展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抗日文化运动。这项工作的意义在目前有头等重要性,因为它不但是当前抗战的武器,而且是在思想上干部上准备未来变化与推动未来变化的武器。”“要把一个印刷厂的建设看得比建设一万几万军队还重要。要注意组织报纸、刊物、书籍的发行工作,要有专门的运输机关与运输掩护部队,要把运输文化粮食看得比运输被服弹药还重要。”[16]

  1941年8月3日朱德在《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中指出:“现在中华民族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过程中,不论是要取得抗战胜利,或者建国的成功,都有赖于科学,有赖于社会科学,也有赖于自然科学。”[17]

  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就中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18]

  新中国成立前,不仅不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凭借政权,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实行思想文化统制,加强对文化思想领域全面控制,在全国实行党化教育。在的文化专制统治下,造成了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环境的困难,“要说的话不能直说,要用的字不能不用别的字代替,要举的例子也只好不举。”[19]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缺乏应有的条件。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革命的主要目的就是为包括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在内的中国社会发展创造政治前提。党在领导革命的过程中,尽可能地注意为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创造条件。

  周恩来1940年8月9日在《抗战中的文化工作和文化运动》中指出,“既要开展新文化运动就须加强对它的领导。”“我们应当从各方面重视文化运动,具体地加以帮助,使军事与文化两条战线日起草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规定:“保证一切抗日人民(地主、资本家、农民、工人等)的人权、政权,财权及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居住、迁徙之自由权。”“奖励自由研究,尊重知识分子,提倡科学知识与文艺运动,欢迎科学艺术人才,保护流亡学生与失学青年,允许在学学生以民主自治权利,实施公务人员的两小时学习制。”[21]

  1941年8月3日朱德在《把科学与抗战结合起来》一文中指出:“另一方面,也只有抗战胜利,民主成功,中国的科学才能得到繁荣滋长的园地。不能想象,在殖民地会有科学的顺利发展。殖民地是科学的坟墓而不是温室。不能想象,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之下,科学会有前途。在黑暗的独裁专制之下,科学受到最严重的摧残压制,科学家成为大资本家简单的佣仆。”“奖励我们的成就,奖励在科学与工艺方面已有成就的科学工作者。”[22]

  1949年7月13日,周恩来《在第一次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的新民主政治在于使科学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所支配、所管辖,不为反动统治转而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科学,只有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才能走向无阶级社会,脱离政治。”[23]

  中国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注意从政治上引导哲学社会科学围绕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展研究,坚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正确政治方向和学术方向,为争取民族的独立、人民的解放服务。

  1918年4月14日成立的新民学会就“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

  1930年,中国的直接领导的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规定:“1,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国及国际的政治经济,促进中国革命;2,研究并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使它普及予一般;3,严厉地驳斥一切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如民族改良主义、自由主义,以及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如社会民主主义、托洛茨基主义及机会主义;4,有系统地领导中国的新兴社会科学运动的发展,扩大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5,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决不能限于理论的研究,无疑地应该努力参加中国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实际斗争。”[25]

  1934年在“二苏大”报告中指出:“苏维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针……在于以的精神来教育光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26]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今天开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27]

  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指出:“我们的文化是人民的文化,文化工作者必须有为人民服务的高度的热情,必须联系群众,而不要脱离群众。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这里是两条原则:一条是群众的实际上的需要,而不是我们脑子里幻想出来的需要;一条是群众的自愿,由群众自己下决心,而不是我们代替群众下决心。”[28]

  党在领导哲学科学工作时,注意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的魅力和吸引力。

  马克思主义是一门认识社会的科学。诚如所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大家对于社会的历史只能限于片面的了解,这一方面是由于剥削阶级的偏见经常歪曲社会的历史,另方面,则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人们能够对社会历史的发展作全面的历史的了解,把对于社会的认识变成了科学,这只是到了伴随巨大生产力——大工业而出现近代无产阶级的时候,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29]马克思主义使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变为科学。因为以往的历史观,如列宁所言,存在两个缺点:“第一,以往的历史理论至多是考察了人们历史活动的思想动机,而没有研究产生这些动机的原因,没有探索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没有把物质生产的发展程度看作这些关系的根源;第二,以往的理论从来忽视居民群众的活动,只有历史唯物主义才第一次使我们能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去研究群众生活的社会条件以及这些条件的变更。”[30]马克思主义的创立,为全部科学提供了合理的世界观和先进的方法论,使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上发生了根本的变革,使社会科学第一次有可能真正成为科学,开创了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新纪元。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权威不是由某种政治权力所赋予的,而是在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中,在无产阶级革命实践中经过斗争树立起来的,并深深扎根于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的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自传入中国以后,特别是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后,在中国不可遏制地传播开来。连当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人也不得不承认:“一年以后,社会主义底思潮在中国可以算得风起云涌了,报章杂志底上面,东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西也是讨论鲍尔希维主义,这里是阐明社会主义底理论,那里是叙述劳动运动的历史,蓬蓬勃勃,一唱百和,社会主义今日中国,仿佛有雄鸡一唱天下晓的情景。”[31]

  1941年5月19日,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才找到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最好的真理,作为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的武器,而中国则是拿起这个武器的倡导者、宣传者和组织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32]

  1945年,在党的七大的报告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那马克思主义也就不灵了。其实,不能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因为没有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33]“我们的前人没有预料到这些,也不能怪他们,他们那时还没有革命的社会科学、还没有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我们是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头脑的人,看清楚社会前途的人,我们比他们进步,请偶们要完成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34]

  要发展哲学社会科学,必须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党在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非常尊重、团结知识分子。

  1932年10月31日,张闻天在《文艺战线日发表于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一文中指出:“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所以一直到今天没有发展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在文化运动中一些做领导工作同志的右倾消极与‘左’倾空谈。”[35]

  1939年12月1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决定《大量吸收知识分子》指出:“在长期和残酷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在建立新中国的伟大斗争中,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36]

  1940年10月10日张闻天在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起草的党内指示《正确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中指出:“为了发展各抗日根据地的文化运动,正确的处理文化人与文化团体的问题,实为当前的重要关键。”[37]

  1941年5月7日,周恩来在给当时在香港任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的的电报中指出,对待文化战线上的朋友及党与非党干部,“我们必须学习列宁、斯大林对待高尔基的眼光、态度和尺度,才能帮助和提拔这班文化人前进。毛主席告诉我们要重视这支文化战线上的力量,因为他们正是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和歌颂者。”[38]

  1944年10月30日在陕甘宁边区文教工作者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指出:“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战线。”“统一战线的原则有两个:第一个是团结,第二个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统一战线中,投降主义是错误的,对别人采取排斥和鄙弃态度的宗派主义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只要我们做得恰当,他们是会欢迎我们的帮助的。”[39]

  1944年12月15日,在《一九四五年的任务》中指出:“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我们解放区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好人。他们的缺点甚至错误,可以在工作中改造。他们是人民事业的可贵资本,他们应该被重视。”[40]

  1945年4月24日,在《论联合政府》中指出:“一切知识分子,只要是在为人民服务的工作中著有成绩的,应受到尊重,把他们看作国家和社会的宝贵的财富。”[41]

  1946年7月25日,周恩来就陶行知因脑出血突然去世给中共中央发电报,提出“今后,对进步朋友的安全、健康,我们必须负责保护。”“在救济方面多给以经济和物资的帮助,在政治方面亦须时时关照。”[42]

  6.依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感召,党的领导人垂范和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榜样作用。

  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时,还依靠党的事业的感召,党的领导人的垂范,发挥广大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的榜样作用。

  中国是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承认和接受党的领导,体现了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服务社会的崇高觉悟和使命感。党从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作为一个正义的事业,吸引了无数进步哲学社会科学人士投入到党的事业中来,以他们从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来服务于党领导的革命事业。

  党的领导人不仅重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而且亲自从事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这对党领导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促进。就是党的领导人亲自研究和指导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代表。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认为,“还是一个精通中国旧学的有成就的学者,他博览群书,对于哲学和历史有深入的研究”[43]。

  1938年2月1日,在写的“读书日记”中开头这样写着:“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44]

  1938年10月14日,在《中国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号召:“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去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这些,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45]

  1940年9月5日,在致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信中说:“提纲读了,十分高兴,倘能写出来,必有大益,因为用马克思主义清算经学这是头一次,因为目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复古反动十分猖獗,目前思想斗争的第一任务就是反对这种反动。你的历史学工作继续下去,对这一斗争必有大的影响。第三次讲演因病没有听到,不知对康梁章胡的错误一面有所批判否?不知涉及廖平吴虞叶德辉等人否?越对这些近人有所批判,越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46]”

  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后,1944年4月12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他给郭沫若写信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大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倘能经过大手笔写一篇太平军经验,会是很有益的;但不敢作正式提议,恐怕太累你。”“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47]

  1948年11月24日,鼓励明史专家吴晗,在致吴晗的信中说:“两次晤谈,甚快。大著阅毕,兹奉还。此书用力甚勤,掘发甚广,给我启发不少,深为感谢。有些不成熟的意见,仅供参考,业已面告。此外尚有一点,即在方法问题上,先生似尚未完全接受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观察历史的方法论。倘若先生于这方面加力用一番功夫,将来成就不可限量。”[48]

  党员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和进步文化人士,在的文化专制压迫下,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真心信仰马克思主义,正确理解运用马克思主义,表里如一,具有强烈的奉献精神,在党领导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中发挥出了榜样作用。

  党在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在艰苦的条件领导哲学社会科学的取得的成就,奠定了新中国成立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基础,取得的经验今天对促进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和社会主义文化繁荣仍有重大的历史借鉴价值。

  [①] 转引自吴汉全著:《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史概论》(1919-1949),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362页。

  [④]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下),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473页。

  [11]《早期文稿》(1912年6月—1920年11月),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版,第498页。

  [12]《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7-698页.

  [15]《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69页。

  [16]《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88-289页。

  [18]《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7-848页。

  [19] 艾思奇:《关于〈哲学讲话〉》(四版代序),见艾思奇《大众哲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版,第6-7页。

  [20]《周恩来文化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9、24页。

  [21]《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335-336页。

  [25]《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纲领》,《世界文化》创刊号,1930年9月10日。

  [26]《老解放区教育资料》(一),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28]《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1013页。

  [29]《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83-284页。

  [31] 潘公展:《近代社会主义及其批评》,转引自林代昭、潘国华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从影响的传入到传播》,清华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6页,

  [33]《在七大的报告和讲线]《在七大的报告和讲线]《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7页。

  [39]《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1-1012页。

  [44] 转引自程敏:《光辉的榜样 深刻的启示》,《教学与研究》1981年第6期。

  [45]《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2-533页。

  [47]《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