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领袖


  “理论”这一概念,是1997年十五大上正式提出来的,特指“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而理论的形成则不同于概念的提出,是诸多外部、内部因素作用的结果,它的发展过程也呈现出阶段性特征。关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问题,由于涉及到对理论的全面理解、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和对时代趋势的正确认识,一直是理论界研究的一个热点。

  据不完全统计,自1987年以来,关于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研究专著有10余部,论文有200余篇。另外,多数系统研究理论的书籍,都设专题讨论其形成和发展问题。这些论著已形成共识:理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1)

  研究者主要依据文献著作、史实史料,结合具体历史条件,从不同视角对这一历史过程进行考察,取得了许多值得肯定的研究成果。

  对理论形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是为适应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活动的要求逐步开展起来的。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报告描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轮廓。此后,理论界开始对构成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各个部分进行梳理。其中,汪霖、冷溶主编的《的思想发展概述》(国防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一书比较有代表性。该书根据当时已出版的著作,包括《文选(1975—1982年)》、《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及其增订本、《同志重要谈线月)》和《文选(1938—1965年)》等,从太行根据地时期起,将一生的经历分为七个历史时期,并分别研究其著作的历史背景、思想渊源、基本观点、发展轨迹、理论贡献和时代意义,基本上呈现了思想发展的轨迹。

  1992年10月,十四大报告把理论与其创立者联系起来,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下了完整的科学的定义,指出“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用新的思想、观点,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2)

  由此,理论界掀起了研究“特色理论”的高潮,其中理论的形成与发展是研究的关键性问题之一。1993年5月,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国中共党史学会邀请首都理论界部分专家学者,在北京举行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专题学术座谈会,对理论的产生条件、形成过程、内涵特征和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从1992年到1996年,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有:石仲泉《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八一出版社1992年版)、吴军《关于理论的形成问题》(《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第5期)、龚育之《线索和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93年6月23日)、冷溶《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是怎样在实践中产生的———学习〈文选〉第三卷》(《人民日报》1993年11月8日、9日)、孙显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黄景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张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孕育及其特点》(《党的文献》1995年第3期)、夏禹龙《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前瞻》(《理论研究》1996年第5期)等。

  1997年9月,十五大正式使用“理论”的概念,精辟地阐述了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并将其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此后,理论界对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主要论著有:李君如编《理论形成和发展大事记》(学习出版社1997年版),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编《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李永清等《理论发展研究———理论是不断深化发展的科学体系》(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李卫炜、刘客主编《理论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等。主要的论文有:逄先知、冷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1期),郭德宏《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党政干部学刊》1999年第1期),李曙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和《理论形成与发展问题研究综述》(《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与前两个阶段相比,具有较强的理论性和系统性,对初期认识上模糊的问题给出了比较明确的、客观的回答,并且注意研究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对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研究者普遍认为,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条件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首先,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主题,为我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有利的国际环境,直接推动了全党工作重心的转移和对外开放方针的贯彻。国际政治格局的主流由对抗转向缓和,世界由准备战争转向争取持久和平,东西方国家由相互封闭转向相互开放,不同意识形态由相互排斥转为相互渗透、相互抗争,世界整体联系加强。新的条件,新的实践,必然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其次,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引起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影响,为我国既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又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成为促进改革图强、加速发展的重要外因。现代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引发了传统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内在矛盾,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新的物质手段。另外,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所遭遇的挫折,尤其是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进一步促使我们党对社会主义许多深层次问题重新认识和思考。总之,对时代主题的敏锐把握是他创立“特色理论”的必要前提。

  理论总结了我国建国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虽然不多,但基本观点与十一届六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提法是一致的,强调对理论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的成功经验就是:搞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也有论者指出,过去积累的正确的东西为后来纠正“”的错误,实行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做了一定的准备。

  理论吸取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失败教训。失败教训主要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及“”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的重大损失。有论者专题研究“”与理论形成的关系,认为“”不仅为身处逆境的深思熟虑提供了客观条件,而且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历史借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许多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提出都是总结“文革”教训的结果,其中包括:建设社会主义,绝不能超越发展阶段,急于求成,必须认清中国国情和所处阶段;绝不能“以阶级斗争为纲”,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能搞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绝不应倡导“造反有理”、“无法无天”,必须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绝不能闭关自守,必须改革开放;绝不能搞运动和动乱,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绝不能把知识分子看做异己,必须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必须营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总之,通过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弄清并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样一个过去很不清楚的根本问题。(3)

  理论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如何评价苏联模式和如何总结苏东社会主义国家解体的原因展开。有论者认为,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形成的,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以后,其弊端在于粗放发展、凝固化、封闭化,没有能力对新技术革命做出有力地回应,从而走向衰败。(4)有论者认为,苏东剧变的基本原因是,这些国家长期没有把经济搞上去,体制僵化,在处理经济与政治、执政党与人民群众、国内与国际关系上出现失误。(5)也有论者认为,抛弃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丧失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统治地位,动摇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基础,从根本上毁灭了社会主义,这是20世纪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历史教训。总结了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追求单一模式的经验教训,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张;总结了急于向过渡的经验教训,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总结了放松党的建设,严重脱离群众的教训,提出“三个有利于”的标准等。(6)可以说,正确总结历史经验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

  关于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论者认为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其绝大部分内容直接以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基本原理和著名观点为理论依据。它的理论渊源包含了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中的基本原理。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包含了丰富的辩证法和唯物主义思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充分体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本质论中关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内容明显体现了剩余价值学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科学社会主义一脉相承。(7)也就是说,对马列主义精髓的真正把握,奠定了理论坚实的思想基础。

  关于理论与东方社会主义学说的关系。论者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后期关于东方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研究,虽然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但是突破了他们自己早先社会主义学说的某些结论,为列宁、、的探索开了“先河”。这一学说的重要启示在于,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建立于封建社会瓦解的民主革命时期,这就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既不能简单地按《哥达纲领批判》提出的社会主义样式进行,也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必须以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为主体,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8)

  关于理论与列宁新经济政策的关系。一些论者认为理论吸收了列宁后期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本质观、社会主义重心观、商品市场观、资本主义观、全盘改革观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为理论的产生提供了思想上的准备。(9)

  理论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这个问题一直是理论思想来源问题研究的一个重点。首先,理论的哲学基础、思想体系与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二者在哲学世界观上,都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为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的原则,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在理论性格上,都是以反对教条主义,不固守本本和成规的发展思维为特征,突出强调中国特色。许多论者强调,思想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积极探索是理论的先导,对晚年严重错误的纠正是理论产生的契机,没有思想就没有理论,二者不可分。其次,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为理论提供了理论上的生长点。20世纪50年代中期为解决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如:不能照搬国外模式和照抄书本论断,要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必须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可以实行“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的政策;社会主义可分为发达和不发达两个阶段,我国尚处于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会要一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正确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应解决的问题,但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方法。理论继承了提出的一些重要思想,解决了没有解决的许多问题。

  理论是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产生、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多数研究者认识到,对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研究,首先要明确,作为政治家,不是为了构筑理论体系而提出理论,而是在实践中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措施进行科学总结和理论升华,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实践,他的全部理论的出发点就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因此,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过程,就是实践、总结、再实践、再总结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论是党中央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人民集体智慧的结晶。

  另外,有的研究者认为,的个人素质也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些素质包括:坚定的革命信念、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求实的精神、丰富的革命经历、宽阔的胸怀和远见卓识。(10)作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为这一理论的形成做出了杰出的历史性贡献。

  (1)理论的产生起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其中又包括七届二中全会起点说、1956年起点说、1962年起点说、1975年起点说等。

  (2)理论的产生起点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具体时间上又有十二大、十三大、十四大等看法。

  (3)理论的产生起点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持此观点者以龚育之为代表,他认为,理论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标志,是改革开放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开始,因此是这个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我们应当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些宝贵思想,视为理论的萌芽,而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许多重要思想,看成是理论逐步成熟的标志。至于1975年的全面整顿,应当看作理论诞生前的酝酿。(11)这一观点得到了多数研究者的认同。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是比较客观的,因为构成一个科学理论体系的形成起点,至少要具备两方面的基本条件:第一,相应的实践基础,通常要具有明显的历史转折的标志。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实践从整体上来讲与理论的主导思想并不一致,因而不能构成其理论起点。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实践中的许多问题需要在理论上加以回答和阐明。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理论才能够形成和发展。第二,理论形成的内在逻辑性。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理论、实践的发展都源于党重新确立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共同构成了系统的、完整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在主张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理论起点的研究者中,有相当多的论者把在此之前党对社会主义的探索视为理论的酝酿。不过,这种酝酿追溯到何时,又有三种不同的观点:

  (1)追溯到1949年七届二中全会。有论者认为,党从这里实现了从战争到和平、从农村到城市、从革命到建设的“三大转变”,设定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目标,并有了今天“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最初胚胎形态。在西柏坡体现了从中国实际出发,探索适合中国国情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精神。(12)

  (2)追溯到1956年八大前后。有论者认为,作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在当时对“中国式工业化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理论和闪光的思想,可以说开始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3)

  (3)追溯到1975年的全面整顿。一些论者认为,1975年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进行的全面整顿,虽然没有也不能明确指出“”从根本上错了,但又的确是针对“”所造成的后果进行的。可以说,全面整顿的指导思想从总体上同“”的思想分离开并对立起来了。这意味着一个新的指导思想就要诞生了。(14)

  理论在其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经历了若干历史阶段,这是理论界一致的看法。但在具体划分时,又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在划分几个阶段上的分歧表现为三阶段说、四阶段说、五阶段说等,关于各阶段的起迄时间及其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也有各种不同的认识,呈现出纷纭复杂的研究形态。笔者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原因是划分阶段所侧重的标准不一致。通过对有关论文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几种标准:

  把构成理论的各个方面内容的完善程度作为主要划分标准。李君如在《理论形成和发展大事记》中的分法:其一,理论发端阶段,指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一些突破传统体制束缚的新观点随着新的实践逐渐涌现;其二,构建轮廓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从观点到理论,逐渐升华,初步形成体系的轮廓;其三,形成体系阶段,南方谈话到十四大报告,解决了长期困扰我们的有关社会主义实践的一些理论问题,并在科学性、系统性上有更加全面清晰的表述,使理论形成新的科学体系;其四,树立旗帜阶段,十五大树立了理论的旗帜,标志着理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根据实践的发展变化及其对理论形成的推进作用来划分阶段。龚育之认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理论在拨乱反正和改革起步中开始产生、形成主题;第二阶段,从十二大到十三大,理论在全面改革中逐步展开、形成轮廓;第三阶段,从十三大到十四大,理论以南方谈话为标志走向成熟、形成体系。逄先知、冷溶在此基础上对十四大以来的理论发展又有新的认识,认为十四大以来,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实践中,以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取得新的理论成果,丰富和发展了理论,十五大报告以“新阐述、新成果、新高度”集中体现了这种理论的丰富和发展。(15)

  把理论的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确立情况作为划分标准。李曙新认为,三次思想解放推动了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第一次思想解放兴起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使理论得以创立;第二次思想解放始于1992年的南方谈话,使理论形成为一个科学的体系;第三次思想解放是以1997年5月29日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和十五大召开为标志,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丰富和发展了理论。(16)

  把理论所要回答的根本问题的解决情况作为划分标准。孙显元认为,理论所要回答的基本课题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什么是社会主义;二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只有完整地解决了这两方面的基本理论问题,才有根据说这一理论完整地形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开始着手解决“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是经过十二大、十三大的实践过程,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才最终确定的。南方谈话和十四大指明了我国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和总体方向,使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获得了科学的具体的确定,标志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完整形成。(17)

  还有论者从理论的内在逻辑联系方面来展示理论的发展轨迹,指出理论的核心问题就是“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特别是“关于怎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围绕这个问题而发展起来的。因此,“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成为理论的逻辑起点,对“中国国情”和“中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发展阶段”的思考与认识,就成为理论发展的逻辑必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就构成了理论发展的“关节点”。(18)

  有些论者把理论概念的提出情况作为划分标准。强调十二大第一次提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题,十三大第一次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十四大使用“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十五大正式使用“理论”的概念。

  从上面列举的标准中可以看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界定的标准就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但各种界定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轨迹。那么,哪种界定更接近客观本质呢?笔者认为,杨胜群《党的理论发展史研究要重视考察“人民实践经验”》(19)一文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文章指出,马克思主义不只是已形成的那些科学的结论和原理原则,而且内含着它们伴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的“过去历史的整个过程”。理论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人民实践的丰富性、生动性正是这一理论丰富性、生动性的基础。思想史的研究工作,要打破罗列材料或演绎概念的模式,把党的实践和理论创造活动同人民群众的实践及其经验紧密结合起来,真正深入地揭示以人民实践作为起点、作为载体、作为参照的党的思想理论运动的过程。这篇文章提出的考察“人民实践经验”,无疑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应当引起研究理论形成和发展的专家和学者的重视。

  1.关于时代背景的思考。有关理论形成和发展时代背景的研究比较多,但多数重点分析时代主题,对时代主题转换与时代发展趋势的辩证关系的论述略显不足。如果对二者的关系没有充分的认识,我们就很难真正理解在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挫折时,中国为什么仍然要高举社会主义旗帜,坚定不移地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笔者认为,对当今的时代,必须明确两点:(1)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也是至今没有解决的两大问题。必须看到,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并没有得到改变,世界局部冲突不断发生,我们依然面临着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压力。同时,贫困、失业、饥饿、贫富悬殊、南北差距拉大、生态环境恶化等问题更加紧迫和突出。(2)时代发展的根本趋势并没有改变。和平与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各种矛盾,“9·11”事件以来资本主义国家暴露出来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民族、文化问题也说明了这一事实。而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社会主义战胜并代替资本主义是真正的历史大趋势。实际上,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时代背景问题,就是一个变化的时代主题与不变的时代发展趋势之间关系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反映在他的理论当中,研究者应对此给予更多的关注。

  2.对理论形成和发展的研究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方法。贯穿理论始终的方法论原则,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因此,脱离实际对这一理论的任何研究都没有意义。对理论形成和发展问题的研究,还需要我们花大力气做资料的搜集考证和实践的调查研究工作,使研究的每一个结论都有历史根据、文献根据、事实根据。

  3.加强关于理论发展的研究。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尽管理论体系已是“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但仍是一个“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理论是一个发展的理论,创造性地发展理论,就要对理论基本原则在新的时代高度上进行深化和拓展,并在对新的实践经验认识的基础上向理论体系提供新观点、新内容。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进程中,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理论,成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典范。其理论新贡献突出表现在: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概括,进一步明确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目标、基本方针,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怎样建设这样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基本问题。理论新发展将是理论形成和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郭思敏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研究馆员;王颖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管理部馆员)

  (1):《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页。

  (2):《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页。

  (3)刘以顺:《论理论的历史渊源》,《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

  (4)薛汉伟:《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与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1年第1期。

  (5)肖枫:《“南方谈话”与社会主义的前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02年第1期。

  (6)任青、李成志编著:《国内理论研究述评》,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页。

  (7)任青、李成志编著:《国内理论研究述评》,山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8)樊文娥:《跳越“卡夫丁峡谷”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提出》,《上海党史与党建》2001年第10期。

  (9)王万民:《论与列宁的改革思想的同一性》,《思想研究》2002年第3期。

  (10)李明斌:《论理论形成和发展的条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1)龚育之:《线索和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93年6月23日。

  (12)石仲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之源———兼谈西柏坡精神》,《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3)吴军:《关于理论的形成问题》,《哲学思想研究》1993年第5期。

  (14)龚育之:《线索和阶段———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形成和发展的几个问题》,《文汇报》1993年6月23日。

  (15)逄先知、冷溶:《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历史进程———理论的形成发展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1999年第1期。

  (16)李曙新:《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社会科学研究》1998年第6期。

  (17)孙显元:《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6期。

  (18)邹林:《理论的逻辑发展》,《思想研究》2002年第1期。

  (19)杨胜群:《党的理论发展史研究要重视考察“人民实践经验”》,《党的文献》1998年第6期。